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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处此在】艺术家访谈 李典宇:“丝绸之路”的意义不仅是商品和食物的交换也是思想

更新时间:2019-08-11 15:29:34 点击数:148

  原标题:【别处/此在】艺术家访谈 李典宇:“丝绸之路”的意义不仅是商品和食物的交换,也是思想、语言和生存方式的交换

  李典宇出生于香港,目前居住和工作在英国康沃尔,是法尔茅斯大学摄影专业的高级讲师。他是一名跨学科的艺术家,创作包含了移动图像、摄影、装置和行为艺术等。在实践中,他审视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为熟悉的事物找到新的意义,使看似不可见的事物变得可见。档案文献在李典宇的工作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常被用作其艺术项目的出发点。他将档案调查作为研究方法,强调挪用和重组。李典宇艺术创作的特点,是往往把针对文献提出问题 作为“惯用手法”。

  李典宇的艺术作品曾在国内外展出,包括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第三届布加勒斯特双年展、2007年乌兹别克斯坦举办的塔什干双年展、2012年塔顿公园双年展、EVA 2005、FotoFest摄影节、PhotoEspana摄影节、Bildmuseet当代艺术博物馆、奥尔登堡艺术协会、爱尔兰当代艺术博物馆、中国798艺术区 “空白空间”、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中国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瑞士Konsthall C、悉尼Chalk Horse艺术馆、德克萨斯州San Antonio艺术画廊、首尔Alternative Space Loop等。

  李典宇的作品在柏林、伦敦、圣加仑和苏黎世都有私人收藏。他曾在中国四川参加了ArtSway国际艺术家驻留项目,以及深圳OCAT的艺术项目,并参与了由英国文化协会、Space and Cornerhouse主办的与中亚艺术家交换居住的项目。李典宇的作品出版于他的个人专著以及其他多种出版物中。同时,他的作品入选Phaidon出版社201年的调查书籍《中国艺术》(The Chinese Art book),该书展示了自商朝以来200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他曾参与多个学术与艺术会议并发表论文,如2017年在英国泰特美术馆举办的“城市邂逅” (Urban Encounters) 等。

  李典宇:创作《秘密阴影》的时候,我想了解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在英国的生活状态。具体而言,我感兴趣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拥有什么,会在英国购买什么,以及会从中国带走什么样的个人物品到英国。我了解到,他们中的某些人会带走家门前的一捧泥土,在离开中国的那一天,母亲将泥土放到孩子们的口袋里,这也许是提醒他们从哪里来,也许是让他们在日后可以用手指触摸到一点家乡留给他们的慰藉。

  尹冉旭:你随父母举家移民英国时年仅七岁,对你而言,对香港的记忆以及地域意识是否也会通过这“一捧泥土”(可能是语言、习惯、物品或一段记忆等任何你随身从香港带走的东西)得以寄托和保持?

  李典宇:英国和香港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性让我记住了我的家乡。例如,香港人对空间的感觉与英国人完全不同。香港人习惯于在狭窄的空间里彼此靠近,无论是在公共汽车上,还是在银行里排队,或者只是在公园里闲逛,你周围有很多人,所以你会习惯这种感觉。但在英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你在公共汽车站与人靠得很近,那个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私人空间被侵犯了,因为他们不习惯彼此间如此亲密,或者身边出现太多的人。我讲的是人口数量相对于地理空间的大小关系,所以我们的空间意识部分是由环境决定的,每个地方的环境都不一样。香港人的“身份意识”这件事,是很复杂的。香港在1997年以前是英国殖民地的一部分,我1973年就离开了香港,所以在回归之前我在英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使我的身份变得复杂,所以我并不完全了解香港人。我只记得小时候在香港,有一天晚上我去电影院看迪士尼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Snow White and the Seven),同一个星期的另一个晚上,我又去看了中国歌剧《白毛女》(White Hair Girl)。

  李典宇:我7岁那年移民到英国,很快就理解了身份问题。作为唯一一个住在街上的非白人家庭,我们从人群中脱颖而出。有一天,两个住得离我很近的男孩把我推到墙边,将泥巴塞进我的裤子里,大声叫我回到我来的地方去。这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一段深刻的记忆,就像我小时候回到香港,一路向东,在路线上留下了一道一道足迹。在想象中,我和那些生活在英国的非法中国移民之间有所联系,他们裤兜里都有一点点来自中国的泥土。

  李典宇:这很复杂,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在香港出生而父母又在出生的英国华人来说,事情是非常多面和复杂的。加之香港曾是英国殖民地的一部分,这种复杂性进一步加剧,并为“身份意识”增加了另外一层叙述。

  李典宇:我一直对家族史很感兴趣,我母亲经常提到这些事情,她自己也是一位移民,从中国到香港,然后是英国。作为一个在香港长大的男孩,我通过照片认识了我的父亲,那时候他和大笨钟合影、站在伦敦冬天的雪地里。父亲早于我们定居了下来,移民到西方。所以家庭照片是我成长过程中经常接触到的东西。除了父亲在英国的肖像,我还看到了叔叔、阿姨和表兄妹在中国的照片,他们站在人民公园或纪念碑前拍照。

  尹冉旭:文化记忆如同对其他事物的记忆一样,也需要主观的意识参与保持。不同的是,文化记忆还需要履行一套严格的符号系统作为中介和载体。对于你和你的家庭,日常生活中关于种族文化的记忆依靠什么来保持?

  李典宇:对我来说,记忆有时候是不可靠的,因为经常在我们想要回忆它的那一刻,它并不在那里,或者可能在我们不希望它出现的时候突然出现。比如一股煤烟的味道可以让我回到过去,收音机里的一首老歌可以让我回到15或20年前。但这些都是感情冲动,我无法确认它们的准确性。记忆究竟是客观现实的一部分,还是我们主观阐释的一部分?

  尹冉旭:正是因为记忆的流动性,人们才总是在寻找和求证,正如你在作品《The Mother of All Journeys》中所表现出的那样。你认为母亲的人生轨迹和你自己是什么关系?你的艺术创作似乎一直在追寻一种路径可以对“我从哪儿来”的问题进行求证,沿着这条路往回走,如同在踏上一条“归途”?这也可以理解为你的一种主要的生命状态吗?

  李典宇:和母亲一起进行创作很有趣,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这让她有了发声的机会,因为我母亲那一代人中女性都缺乏发言权。我觉得重要的是要照亮她的生活,让她知道她过去经历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我也对记忆的本质很感兴趣,但是把记忆和真实进行比较似乎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对我来说,记忆和记忆中的图像就像一台离心机,吸引着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有些是随机发生的,而有些则相当重要。但是离心机并不能识别物体的状态,它就像一块磁铁,可以吸引物体,吸引任何东西。因此,重新审视记忆测试它们的准确性,以及记忆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是很有趣的。

  尹冉旭:你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个体身份”可以成为一种“共同身份”,这句话强调了从“个体”向“共同体”寻找的路径、过程,你如何看待这一过程?如何理解“共同性”的构成、尺度和标准?

  李典宇:对我来说,身份是流动的,它不是静态的,它总处于变化之中。有些事情塑造了我们是谁,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些地方塑造了我们,但地点却一直在变化。语言塑造了我们,但我们使用词汇的方式取决于时尚,取决于我们有多本土化或者我们有多国际化。

  尹冉旭:你借用了“语言”作为三部曲影片《The Anatomy of Place》创作的起点,你认为“语言”对于使用这一特定语言的民族和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李典宇:在我看来,语言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是不可避免的,并取决于我们是拥抱文化和语言的转变,还是勉强接受它。 例如,短信中有自己的代码和语言,另一个例子是 Emoji,一些人很容易接受它,而其他人可能忽略了它。作为一名艺术家,我不止使用一种语言进行创作,并试图找到一种代码与人们联系起来,触动他们,激发他们,或者用特定的方式与他们交谈,这种方式仅仅通过口头或书面语言是不可能达到的。如果我做一个雕塑,把一块织物和一块木板结合在一起,语言的联系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解就出现了。所以,是的,语言很重要,因为它提供了建立联系和分享观念的纽带。

  尹冉旭:在“三部曲”当中,你讨论的“Country”怎样被分解为三种有所区别的概念?如何找到相应的表达路径?

  李典宇:据我的理解,“国家”这个词在中文中有三种形式的表述:“祖国”、“家乡”和“民族”。我发现这三种表达方式之间的关联非常有趣,包括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可能意味着什么或暗示着什么。

  尹冉旭:影像这一媒介与你的创作和思考的必然联系是什么?它的特性和你想探求的问题之间,有多大的张力或局限?

  李典宇:我是一名实践艺术家,最初从事摄影,到后来使用录像进行我的创作。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以问题为出发点。是问题意识引导我去创作,没有问题,就没有办法切入。我经常找不到答案,或者直到最后仍然发现自己很困惑。但我也很高兴能获得一些开放式的答案。

  尹冉旭:《Nation Family》这部影片讨论了集体身份和个体身份的问题,你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李典宇:对我来说,集体认同意味着一群人要维护共同的利益。因此,一群人可能都支持同一支足球队,或者他们可能共同欣赏包豪斯时期的椅子设计。有共同的基础,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与群体建立联系。个体身份与此相反,个体可能不需要从属于一个团体,他们更愿意独立自在,去做一些别人不重视的事情。

  李典宇:我希望我的文化身份是某种不容易归类的东西,就像我希望我的作品不容易被定义一样。对我来说,事情并不总是那么清晰明了,我不希望用非黑即白这样简单的逻辑来看待我的工作和世界。对我来说,在黑白之间有很多灰色的地带,它们是无限的、待发掘的世界。将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区分开来可能并不容易。不管我觉得自己有多独立,我的内心中有一部分与我的家庭、华人社区、香港社区或英国白人社区联系起来。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场合,让我觉得自己与所有这些群体脱离开来,孤身一人。

  尹冉旭:你如何在镜头下找到令自己满意的观察中国社会的角度?它来自群体诉求还是你的个人诉求?来自西方还是东方?外部还是内部?你镜头下的图像,对你而言是熟悉还是陌生?

  李典宇:我在创作中经常会考虑“内-外”、“亲密-距离”这些二元关系。我来自香港,父母来自广东,我7岁时在英国长大,所以在物理世界中,我与我的族裔群体相隔离。但从情感上来讲,即使我不了解,我也觉得自己很接近他们,并且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联系。我想有时候距离是有帮助的,因为这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思考我自己,我是“谁”以及我想做什么样的工作。

  尹冉旭:出生于被英国殖民的香港,又成长和长期生活于英国,这种与种族在地理上几乎完全隔离开来的现实状态,借助什么建立起来在情感上的亲近感和归属感?

  李典宇:我一直在寻找归属感。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每次我去中国旅行时,我都想回广东老家看看,这不是偶然的。我年轻时第一次去那里是骑摩托车去的。我一进村子,摘下头盔,村民们就能认出我的面部特征,说“你是李家的儿子”。这是一种特殊的感觉,我被我所属的家族群体所包围,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从未见过我的照片,但他们能立刻知道我是谁。我父亲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离开了村庄,而我差不多在这个年龄回到了村庄。当我在我父母住过的房子里呆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了一件旧的纺织品,它挂在卧室的门上,我特别想知道母亲是在什么时候把它挂在那里的。而柜子上还有我父亲小时候画的素描。我去香港的时候也做过同样的事情,我回到小时候住过的那条街去寻找自己的历史,有一次,我进入了别人家里,那是我和家人70年代居住的地方,我发现我当年铺下的地板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尹冉旭:海外华人群体是中国遭遇的历史问题以及当下全球化问题的一个切片。你 怎么看与此相关的个体艺术创作和这些历史及当下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

  李典宇:如果让我用艺术表达这个社会的话,这是一个巨大的责任和过于沉重的负担。我可以代表我自己,以及我的精神和感受,但我觉得我不能代表其他人。当然,文化的构成有很多方面,我宁愿把文化看成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答案或者一种解读。

  尹冉旭:在你生活的周围,不同种族、国籍和地域文化传统的人,在群体认同和群体权利的诉求上,有哪些表现?多元文化主义在英国的现状是怎样的?

  李典宇:比起十年前,今天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十年前,多元文化主义是当地人已经习惯或者已经接受的东西。但如今,身份问题已成为一个问题,并成为英国退欧公投的关键主题之一,许多当地人表达出了他们的担忧和愤怒,因为有太多来移民住在这里。美国人把特朗普选为总统,这进一步加剧了矛盾。特朗普支持主义,就像英国支持孤立主义而非多元文化主义一样。因此,过去看似宽容的态度实际上在背后隐藏着怨恨,随着英国退欧和特朗普的出现,人们可以更加大胆地表示出对其他种族的不满。

  李典宇:我觉得当今世界比过去更不包容,这就好像回到了种族偏见的坏日子。西方国家现在是这个样子,大多数国家亦然。全球化被认为是问题所在,但全球化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丝绸之路”的意义不仅是商品和食物的交换,也是思想、语言和生存方式的交换。

  李典宇:《Family Village》是我创作过的最有趣的项目,它既是关于文化交流的,也是关于文化误读的。《Family Village》背后的观念始于我在网上偶然发现的新闻故事,讲述的是一位英国城市规划师和一位中国同行之间的合作。有一年,英国人寄给他的生意伙伴一张圣诞卡,祝福这位中国人圣诞快乐。这位中国规划师对卡片上的图案非常感兴趣,甚至远甚于卡片上手写的内容。圣诞卡上描绘的是一幅多切斯特的水彩画,这是位于多塞特郡的一个典型的英国小镇,它保留了当地一些传统的建筑特色。中国规划师因此受到启发,决定用这张图片作为自己的蓝图,为自己在四川的建筑提供灵感。在看完这条新闻后,我见到了英国的城市规划师,被获准前往中国进行研究并想要对四川小镇提供一些帮助。然而,当我来到四川小镇的时候,当地的安全官员拒绝我在四川拍摄,因为他们没有收到通知。当地人认为我可能是英国的建筑师,远道而来的目的是复制中国的传统建筑风格,然后回到英国建造多切斯特。这种拒绝,以及对一种特殊的本土性问题的困扰,成为了一种催化剂,令《Family Village》有了另外一种理解的方式。

  李典宇:我觉得能够分享想法是件好事,因为这能够让人理解文化价值观中的差异。有时候,来自外部的人可能会比当地人更能够保护本土的文化。所以这又回到了关于距离的问题,难道我们只有身在其中才能够理解事物吗? 或者它也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实现、从不同的位置来实现?在英国,我们正经历着许多不确定性,政府似乎仍然不确定英国退欧代表着什么,如何定义它,以及我们与欧洲其他国家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与此同时,人们正在庆祝他们把自己的国家拉回来了,但是,让一个国家回归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意味着英国人将把茶带回中国,把咖啡豆带回巴西,把橄榄带回意大利?有些人总是在寻求新的方向,还有一些人留在了后面,那些试图超越界限的事物是我们进化过程的一部分,是人类好奇心的一部分,也是存在于我们 DNA 中的一部分。丝绸之路是关于贸易的,但也是关于分享思想和知识的。它提供了理解文化差异的方式,这个过程中,也丰富了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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